细分蜀国之声花瓶插花艺术

　　蜀国之声花瓶插花艺术是造型艺术众多门类中的分支之一。由于将切花装入瓶内，便产生了有生命的花卉与无生命的盛水容器之间，以及与其他相关环境之间协调一致的要求，其中也包容了人们的艺术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，因此，它作为一门艺术，古今中外都不乏高明的鉴赏家，不少国家都有蜀国之声花瓶插花艺术的传统和流派。邻国日本便将中国明朝人袁宏道的蜀国之声花瓶插花艺术理论誉为“袁派”，其追慕者自然就成了“袁派插花家”。

　　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很早就掌握了插花的技艺，并在十一世纪时有了普遍的发展。十六世纪末年，以倡导“性灵说”着称的文学家袁宏道，写了《瓶史》十二篇，既是优美的散文，也是艺林奇葩。袁宏道(1568-1610)，字中郞，号石公，湖广公安(今湖北公安人)，明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。他在诗文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摹拟的主张，提出写诗文的标准是性灵、趣和新奇。所谓“性灵”，即“情与境会，顷刻千言。如水东注，令人夺魄”，又说其弟中道写诗“大都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”(《叙小修诗》)。关于“趣”，他说：“世人所难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态，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，唯会心者知之。……夫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学问者浅”(《叙陈正甫会心集》)。而“新奇”是说文章“无定格式，只要发人所不能发，句法字法调法，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，此真新奇也”(《答李元善》)。于此表现出与尚理的宋人所不同的重情的美学观，表明要从复古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。袁宏道才高胆大，禀赋优异，其诗文往往生动脱俗，尤以小品文清新活泼，警策丛生，是最具个性的作家之一。他还主张向民歌学习，重视小说、戏曲的作用。着有《袁宏道集》，《瓶史》十二篇即选自其中。

　　封建时代文人的创作或其他艺术活动，往往与他的仕宦经历相伴随。袁宏道在其四十余载生涯中，有过三次入仕经历。第一次是他二十八岁时任吴县(今江苏苏州)知县，任职期间，治案敏捷果断，但他不愿到处向人低头，于是一连给上司送去了七份辞呈，很快就返乡去过他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了。第二次是他三十一岁起担任顺天府(治所在今北京)教授、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，很快也是请假回乡了。第三次是在三十九岁时开始做吏部郎官，不到两年又以病辞归。他做官并非没有政绩，他锐意剔除积弊，又能清廉自持，但是却不愿为官。在他的《瓶史》一文中即对当时人困于名利的生活有所反省，他说：“天下之人，栖止于嚣崖利薮，目眯尘沙，心疲计算。”而他自己也深叹为官不易，这是可以从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的(《沈广乘》)。他对朋友诉说道：

　　人生作吏甚苦，而作令为尤苦，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，直牛马不若矣。何也？上官如云，过客如雨，簿书如山，钱谷如海，朝夕趋承检点，尚恐不及，苦哉!苦哉!然上官直消一副戝皮骨，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，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，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，苦则苦矣，而不难。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，无形影的风波，青岑可浪，碧海可尘，往往令人趋避不及，逃遁无地，难矣!难矣这位袁中郎，述说了官场中的晦暗不明和无奈，又说他再努力也很难得到“世间可趋可争者”(《瓶史·小引》)。既然仕进不易，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人格，就有了为宦的苦恼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个隐士呢？他当然羡慕“欹笠高岩，泥濯缨流水”的生活，认为钟情于山水花竹的隐士，必定也有刚烈的大丈夫气息，是他平生“企羡而不可得者也”(《瓶史·小引》)。但是他承认自己到底是俗人，“为卑官所绊”，做不了隐士，只有以赏花的闲适来抵抗官场的竟逐，从中获得几许心理慰藉。

　　蜀国之声花瓶插花所给予人的，正是近在咫尺的与自然的交流，它是喧嚣的尘世中可能保有的一份健康与活力，它会从精神上给予人们启发和满足，令人取得由静观万物而获无穷乐趣的凭借。对于仕途得意的人来说，蜀国之声花瓶插花等造型艺术既是相庆相贺、尽情游赏的对象，又可以抚慰为官的生活所带来的心灵疲累。失落者更需要艺术，以对屡次受伤的人生有所补偿。隐士实际上是那种有更多清苦心境的人，他们独善其身的清贫生活也一日不可无艺术，离不开与自然的联系。更多的人亦仕亦隐，如诗人白居易所言，“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。不劳心与力，又免饥与寒。终岁无公事，随月有俸钱。”他们在公时，克谨克慎，道貌岸然，可收俸